摘要：从小就与父亲常书鸿生活在敦煌的常沙娜，对莫高窟里的壁画和彩塑并不生疏。机缘巧合，林徽因将她引上了工艺美术设计的道路，使她专一于研究洞窟中的各种图案，并以这种方式连续着父辈与敦煌的情缘。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就集中了一批常沙娜与同事或学生共同临摹整理出的敦煌服饰图案与其他装饰图案。
1959年的服饰图案临摹
此次常沙娜向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捐献的206幅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临摹手稿，全体来自于1959年的敦煌之行。当时中央工艺美院刚成破3年，常沙娜是染织系的一名老师。“一放暑假，系主任程尚仁就让我和李绵璐、黄能馥两位共事放松筹备去敦煌，专门收集壁画以及雕塑上的服饰图案。我从小成长在敦煌，对那边状态很熟习。父亲常书鸿是敦煌研究所的所长，也能供给领导。”常沙娜向我回想。常沙娜1931年诞生，当年28岁。自1948年分开敦煌去美国留学，她已经10年不回去了。
三人一起乘坐火车由北京至兰州，再去敦煌，随着面前的景色由城市变成戈壁，常沙娜告诉我，她的思路便回到了随父母初入敦煌的情景。父亲常书鸿在法国学习油画期间，无意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了6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之前倾倒在西洋文化前的画家立即对“朝圣”敦煌心驰向往。1936年，常书鸿回到北平，在国立北平专迷信校教书 lv2013名牌包款。“七七事变”产生，他随学校一路南迁，辗转经江西牯岭、湖南沅陵、云南昆明后，和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安家在四川重庆。1942年，缭绕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浮雕被奸商倒卖的事件，重庆文化界提高人士发动了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探讨。压力之下，国民政府令教育部成立了国立敦煌研究所。经友人引荐，常书鸿担负了筹委会副主任，最终有机会在当年冬天先去兰州招兵买马，于次年2月奔赴敦煌。在保护洞窟、内容考察等工作陆续开展之后，常书鸿便决定回到重庆，把妻女也接过来。
常沙娜在杭州一间寺庙里观看当地画师临摹的莫高窟唐贞观十六年第220窟的药师经变图
“1943年的秋天，我们开着卡车离开重庆，向兰州前进。母亲抱着两岁的弟弟嘉陵坐在副驾驶的地位，我就待在卡车后面，上方有个毡布的篷子。我没有感到苦，只是好玩，沿途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风景。母亲不习惯一路的平稳和越走越寒凉的气象，父亲一直安抚着母亲的情感。”常沙娜这样对我讲述。到了兰州之后，全家做了简略的休整。“父亲带着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找到教堂来做祈祷，让她心境安稳，又发动她可能转变之前在法国的生活方法，比方不再描眉化装，把高跟鞋换成毡靴，本来格式时兴的旗袍也更换成朴实的棉袍。由敦煌县去莫高窟只有25公里，父亲找来一辆牛车，轮子和我当时的身高一样，走了3个小时才达到莫高窟。”当天的晚餐常沙娜历历在目。“吃饭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厚面片。父亲说，那里的水碱很大，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一层白垢，当前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我们全家在中寺住下，实在就是一间空无一物的土屋子。母亲手很巧，很快就归置好物品，又挂起一个咖啡色的布帘隔出两个空间。在一张行军床上我模模糊糊地睡下，夜里九层楼檐角下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飘扬到耳边。”
1959年，经由常书鸿率领工作人员的整理和掩护，莫高窟出现出新的面孔：张大千的编号有不便之处，从新按照“之”字形来编排的洞窟，已经编号到第465个，并且随着1948年开始的洞窟维修工作的推动，新的洞窟还在不断发现；在洞窟编号的基本上，塑像编号于1957年完成，统计出莫高窟共有泥像2415尊。曾经王羽士为了洞窟之间穿行便利买通的甬道陆续被封逝世，沟通洞窟之间颓圮不堪的栈道得到了加固和修整。千米的防沙墙建筑起来，吃草的牲畜也被挡在了墙外。围墙之内，又种上了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麦等蔬菜和作物。临摹一直在同时进行，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力装备有限，范围和播种都不大。1954年文化部专款为研究所购买了一台发电机，使得美术组的职员在夜晚也能够工作。常书鸿在自传中这样动情地描写：“电工划定下战书18时发电……突然，从中寺经过古汉桥，所有电灯同时发出晶亮的光辉，使千余年的石窟内壁画和彩塑披发出从未有过的残暴的辉煌。在这莫高窟存在意思的历史时刻，我激昂地从这个洞子跑到那个洞子。在有灯光的洞窟，我都停下来看看色彩斑斓的壁画，还要看一看含混不清的漫漶的壁画题记。最后，我走进一个照射得如白天的洞窟中，探访在高架上临摹的欧阳琳。我留神到她那双因长期在暗黑的洞中工作而破坏的眼睛，此时被强烈的灯光所照耀，有些张不开地望着我，两眼在闪动……只见在她微笑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这是幸福与冲动的泪水。”
常沙娜、李绵璐和黄能馥到达敦煌时恰是夏季，也是对临摹来讲最好的节令。“太阳凌晨5点从三危山中升出来，一直到晚上22点，才会从鸣沙山背地落下去。在天光最久的日子里，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有17个小时。那时的石窟都没有装置铝合金的保护门，壁画前也没有玻璃屏障，借助烈日在石壁上的反光，不必电灯也能看清壁画和塑像。白天我们会在洞窟里，尽量多地用笔在开本上勾画出图案的线条，旁边标注出颜色，晚上在房子里上色，在大多数的图案旁都完整绘制了身着此图案衣着的人像或神像。”常沙娜回忆说。难得的是，当时的莫高窟还没有游客，所有的洞窟全部都向这些以研究为目标来做临摹的人开放。洞窟保存了十六国、南北朝时的北魏、西魏和北周，以及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佛像、壁画和彩塑，在三人留下的手稿中，10个朝代的服饰图案全部有波及。
与临摹巨幅壁画比拟，整理服饰图案同样并非易事。常沙娜向我先容，临摹有三种方式：客观临摹、整理临摹与还原临摹。“客观临摹是现在壁画怎么，临摹的作品就怎样，画面有缺损，临出来也照缺不误，利益是不失实；整理临摹，就是碰上出缺损的处所，由临摹者揣度加以弥补，好处是画面完整、雅观，但轻易有主观臆断；复原临摹是张大千提出的概念，他以为现在壁画浮现出的黯淡的色彩是千百年来颜料接触空气不断氧化的成果，因而推断出最初作画时色相的饱和度要高得多，恢复临摹就是在色彩长进行恢复。我们进行的服饰图案临摹属于整理临摹。”常沙娜说。而看过洞窟里佛、菩萨或者赡养人的造型，就会发明服装图案被一些配饰和衣服的褶皱宰割得十分细碎，有的图案可能只存在于人物裙摆旁一根细微的佩带上。“这都需要推理出一块完全的布料中，纹样如何布局。仅有绘画上的训练是不够的，还要懂些染织方面的常识，好比在一些提花织物上一个单位纹样二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的排列规矩。”
常沙娜是整理图案的快手，三人中完成的作品数目最多。这不在于她在染织或是绘画专业上的背景——她几回对我说她的正规学历其实只读到了敦煌县的初中，而在于她从小在洞窟艺术世界中的浸淫。1945年，常沙娜的母亲陈芝秀因为条件艰难、天主教的宗教信奉与佛教艺术的工作环境相抵触，以及缺少丈夫的关心等诸多起因，离开了常书鸿和两个孩子。“于是父亲决议让我从酒泉的河西中学退学回到莫高窟。之前上学时每逢假期回家，都要进洞随着大人一起瞎画。父亲认为我既然也喜欢画画，不如他为我来制定周到的学习筹划，同时我也可以辅助照料弟弟。”常沙娜说。
“那段时间他规定我天天早起，先练字后学习法语，以唐人经书体为字帖，再朗诵训练法语一个小时。他还请董希文先生辅导我语文和西洋美术史，苏莹辉先生辅导我中国美术史。此外，他请求我与大人一样每天上班去洞窟临摹壁画。他让我把各朝各代洞窟的重点壁画全部临摹一遍，由表及里，顺着壁画本来的敷色档次来画。在临摹唐代精致繁复的壁画时，他要我先向邵芳老师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法，打下造型基础。每逢薄暮，父亲让我参加大人的行列，学会自制土红、土黄、锌白颜料，还用矾纸、桐油纸取代拷贝纸。通过临摹，父亲要求我把壁画的时代作风、内容和情势、汉代传统与西域影响的特点的意识，从理性回升到感性。在我临摹的后期，对北魏、西魏、隋代的壁画发生了偏爱，很爱好这个时代的伎乐人和力士。那些浑朴粗豪的笔触，加上‘小字脸’的勾点，把情态表现得具备潇洒的情趣和装饰性。父亲又会借此剖析说，这与20世纪前半期法国画家普奥重视线条表示力的粗暴画风很有类似之处，接着便讲起欧洲各类画派的构成和特点。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洞窟内无奈作画，父亲会应用这个临摹的淡季，组织大家围着火炉画素描和速写，请来的模特就是当地浑厚的老乡。”常沙娜这样对我讲述她在图案临摹上的“童子功”。
1959年的临摹停止后，常沙娜、李绵璐和黄能馥三人在染织系内部做了一次展览。“当时正值‘反右运动’，学校没有前提编纂出版，我把这批手稿拿回家放好。‘文革’期间，我被批评成是‘法国生，美国养，喝牛奶长大的资产阶层小姐’。这批手稿因为我丈夫的竭力保护，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1986年首先由轻产业出版社和香港万里书店配合出版，父亲为书写了序言。他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出生，对染织图案和染色也很有成就。就像他早期的油画作品不管是人物画或者风物画，都很注重对穿着或静物衬布包含室内织物上装饰图案的刻画，从而画中有花卉或多少何纹的装饰形式。”常沙娜说。
1933年，常书鸿和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在巴黎
在临摹完历代主要的壁画后，按专题来分类临摹始终是常书鸿的规划，惋惜也被政治活动打乱。常书鸿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敦煌艺术，不仅反应了外来文明的影响和隋唐盛世的佛教美术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记载了中国历代的装饰图案、颜色应用和工艺技巧。从敦煌壁画和彩塑上临摹下来的丰盛多彩的图案，实际上就是中国历代衣饰和织造、印染工艺的重要史料。这是研究敦煌艺术很重要的一个侧面，但多年来却被人疏忽……值得快慰的是，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联合专业特色对此做了专题工作。”
更辽阔的装饰图案天地
1945年开始，在父亲以及一些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指点下，常沙娜的临摹技法已经非常了得。常书鸿在自传中记述，当年敦煌县长带来一位国民党军队军官，在旅行中想凭借他的权利带走石窟中的一件北魏彩塑菩萨像，说是放在家中供母亲拜佛用。“后来我费尽口舌，并以女儿沙娜画的飞天画作为交流，才把那个家伙送走。”也是在1945年，敦煌研究所由公民党教导部转到中央研究院来接收，常书鸿需要回趟重庆去落实各种接管关系。“我们先回到兰州。受当地官员的倡议，父亲把随身携带的他在敦煌所作的少数民族速写和油画写生作品，以及我临摹的壁画作品公然展出，起名‘常书鸿父女画展’。来自美国的加拿大籍女士RevaEsser（中文名叶丽华）觉得这些画出自一个十三四岁女孩子之手难能宝贵，想支撑我去美国深造。父亲斟酌我尚年幼，没有独立生活的才能，想过几年再说。等到1948年，叶女士果然按商定又来找父亲，父亲也就批准她作为我的监护人，送我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从属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常沙娜告诉我。
因为抗美援朝战斗暴发，中美两国关联恶化，美国的留学生中，呈现一股回国的高潮。常沙娜也于1950年底废弃在美国未实现的学业提前回国。“回国前夕，父亲便和时任中心美院院长的徐悲鸿磋商，是否能让我入学持续读书，毕业后兴许能从事壁画创作。到达北京时，正逢父亲在那里准备‘敦煌艺术展览’作为抗美援朝期间对大众的爱国主义宣扬，我便帮着父亲一起布展。展览开始后，父亲告知我，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要来参观，让我陪着。他们都是父亲的挚友。”常沙娜说。她扶持着已经身患肺结核、孱弱的林徽因走上故宫午门一级级高高的台阶。“他们看了许久，林徽因看到那些历代壁画的摹本更是高兴得两颊泛出红晕。展览之后，他们跟父亲提出想破格录用我为清华大学工艺美术教研组助教。这成为我由泛泛的壁画整体摹仿到图案研讨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的义务是追随林徽因学习并且帮助她对中国传统图案进行收拾研究。依照林徽因的打算，1951年我们开端着手将敦煌及其余传统装潢图案用于当代工艺美术品设计的翻新改革，针对北京特种工艺如景泰蓝、烧瓷、漆艺等做一番继续、立异的设计摸索。紧接着1952年，咱们又一起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专门设计留念礼品——一块丝织彩印头巾。”
两次的设计运动，让常沙娜领会到那些曾经包抄着自己的优美的敦煌装饰图案，不应该仅仅存在于洞窟冰凉的墙壁上或者临摹画师的画纸上，它们真正取得性命力的方式是进入到当下人们衣食住行的领域，为人们的生活继续带来美的感触。而能将图案适当运用，就关系到工艺美术的本质，要以古代意识来审阅、利用传统图案，更要以所设计物品的材质、功效为条件。于是，常沙娜明白地记得，即便肺结核已重大，林徽因仍旧忍着病痛，和几位助手一起去参观景泰蓝的工厂，看着工人们如何去掐丝、点蓝。“由此清楚了景泰蓝的特征，它的表现能力很强，可以表现良多种其他资料所能表现的风格，如古玉温润的半透明效果、宋瓷的做作活跃，还有锦缎的华丽。这成为接收敦煌图案来设计景泰蓝的基础。”常沙娜说，“而那块丝巾的图案就取自北魏时期洞窟里的一块藻井，对它的内容加以简单的变更，将心坎主题改为和平鸽，就完整合乎会议的主题。对这个图案更有现代意义的解读是，它上面的花纹就是1000多年前，亚洲几个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和平交换的记载：两周北魏的‘忍冬叶’草纹来自古代西域伊斯兰语系的馈赠；旁边的莲花是印度民族在图案上的影响；还有来自希腊的花纹，它们是通过波斯和印度来到我国。”
1952年全国院系调剂，清华营造系中有关艺术的绘画、工艺美术方面的教师全部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央美在原来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实用美术系。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央美的适用美术系并入其中，常沙娜也就成为工艺美院染织系的一名老师。1958至1959年为庆贺建国10周年，国度进行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历史博物馆等十大修建的建设，中央工艺美院的师生被调配到了各个修筑小组承当设计任务。常沙娜为国民大会堂宴会厅顶部天花板设计的计划被采用。那是一块由于高渡过高和跨度过大，使诸多设计专家犯难的空缺地带。“我想到了唐代洞窟的藻井图案，因为那个时期的图案金碧辉煌，合适用在体量大的建造内部。终极的设计参考了盛唐莫高窟第31窟藻井的莲花图案。它以喷射型的石膏花形式和通气口、照明灯有机地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平顶装饰，四处又呈现联珠的小顶灯与核心的石膏花装饰相响应的闪闪发光的项链装饰后果。这样既解决了采光照明与透风的需要，又增添了灯火光辉的氛围。”
在1959年常沙娜和同事独特收集了敦煌的服饰图案后，常沙娜一直盼望可以有机遇来体系整理洞窟里的各种装饰图案。“服饰图案是装饰图案中的一个类别，是装饰图案在服装上的体现。装饰图案则是比服饰图案更加广阔的范畴，涉及洞窟里的藻井、平棋和人字披、龛楣、华盖、佛像背光等诸多方面。”常沙娜说。在与林徽因短暂相处的两年中，常沙娜接触了她大批的藏书。“曾有一本德国编著出版的对于欧洲、中东各国的图案专集，是彩色印刷的。我清楚地记得林徽因先生半卧在病榻上，倚靠着一个特制的大枕头，动情地在专集上为我们讲述、形容、比拟，从而加深了我对敦煌隋唐图案与欧亚宗教文化彼此融合影响的认识。她还蜜意地说，我们具有如斯长久丰硕的五千年历史，天然应该由我们自己整理出版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她甚至草拟了一个集子的纲领，还邀请王逊（美术史家）撰文，由我们整理绘制历代各类拥有代表性图案的方案。遗憾的是林徽因1955年便病逝，王逊在‘文革’中也受到宏大冲击，身材日渐衰弱，1968年也离开了人间。”
固然直到1999年，常沙娜才有机会专门申报到研究课题，带着学生一起去做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整理收集，但是这之前的教学过程中，常沙娜常常在图案教养的基础课程里让学生们以敦煌装饰图案为临摹对象。
1999年开始持续三年，常沙娜带着四位染织系的研究生和一位已经留校任教的学生进入到了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临摹整顿的课题中。和当年直接去到洞窟临摹服饰图案不同，常沙娜和她的助手们先会翻阅现有敦煌洞窟的图册，从中提掏出须要的图案降临摹，每年再找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亲身走进敦煌洞窟中比对实在的图案来做修正。这也是由于跟着游览者增加带来的维护压力过大，敦煌严厉把持进入人数和时光的缘故。“常老师很强调图案学习中临摹的进程。当初学设计的孩子见到难看的图案总爱拍照，等到本人做设计的时候从各个图案中提取需要的元素，拼凑在一起。这种做法和常老师少年时期就受到的练习是不相符的。只有真正临摹过，图案元素的出色形成和色彩搭配的奥妙关系能力记在心里，再发明时才干有素材。”参加课题的一位学生告诉我。
2004年，课题结果结集出版后，常沙娜又继续新的种别的装饰图案整理。藻井、平棋和人字披、龛楣、华盖、佛像背光佩饰、边饰、地毯和桌帘，以及花砖，按照石窟中图案装饰部位及不同的装饰用处，第一本图册列举了10个类别。在未几后又将出版的第二本图册中，读者会看到诸如动物、动物、手姿、供器、水、火、莲座等新增类别的图案。“莫高窟保留着700多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彩塑编号的洞窟492个。窟内壁画约4.5万平方米，塑像2000余座。我们这样筛选精髓分类整理的结果，也不外只是敦煌装饰图案中的桑田一粟。”常沙娜说。1980年8月21日，76岁的常书鸿在给常沙娜的一封信笺上写道：“沙娜，不要忘却你是‘敦煌人’……到了应当把敦煌的货色浸透一下的时候了。”常沙娜说，这句话她铭刻在心中。只管机缘偶合，常沙娜离开了敦煌，走上了工艺美术设计的途径，但是她依然在以图案研究的方式继承着父辈一代的敦煌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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